这种权利的强化，很多时候是以扭曲市场和打压社会为代价的，而对于金融危机的错误的反思，上午保会长也讲到，对这场危机的错误反思似乎又为强化权利提供了新的论证。所以，基础于这两个原因，究竟我们现在要的是重建权利还是要建设社会，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出来。也就是说，是要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利来包打天下，还是用形成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司其职而又互相配合的这样一种多元的社会治理模式，我们究竟怎么选择，这已经成为中国今天的一个重要问题。刚才说强化权利的趋势已经带有明显的迹象。

那么这种趋势的背景我们怎么来看，现在更多人是从一个思潮或者是一个意识形态，或者是左与右的层面去看待，但是我个人的看法，现在中国社会当中出现的权利强化的趋势，不能仅仅看作是某种思潮推动的结果，根本的原因，我觉得是在于经济社会生活变化的本身，那么这个变化是指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加快，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还有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因素都使得我们现在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空前的复杂化。

我们刚刚经历的这场经济危机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其实和这种复杂化、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和社会生活复杂化，它提出的一个直接的要求，就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来应对它，你这个治理的结构有没有能够应对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能力，或者换句话来说，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它要求一种更强的社会治理，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的相应的机制，这种对更有效治理的呼唤，就很容易转化为对更强大的权利的呼唤，为对权利的呼唤提供着正当性，甚至我们从某种意义可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利来治理这个日益复杂的社会，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要求和这样一个现实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在改革30年走到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理论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过去都是说，只要有了市场经济，只要有了产权的多样化，权利就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受到削弱，但是有没有另外的一种可能？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更强大的、更无孔不入的、更精致的这样一种全能性的权利，有没有可能？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权利对市场因素进行重组、对社会因素进行重组，市场和社会都成为强化权利的因素，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变成现实，将会形成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刚才我们讲，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而在市场和社会力量都很弱小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意味着需要权利来包打天下；另一方面，在缺少其他机制的时候，尤其是缺少社会的充分发育的情况下，步大的权利会因为缺少有效的制约而越来越失控，并最终失去治理的效能。